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，就是民营企业家不断成长的过程。而且不同阶段造就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家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在商品短缺的时代，有胆识的一批人利用商品在不同产地的差价，当“倒爷”赚的盆满钵满。同时期养车搞运输的，成为先富起来的第一批人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由福利房改为商品房后，从事房地产、建筑，包括做建材等相关产业的企业家成为“新贵”。

再往后就是我国加入WTO后，一大批出口型企业，利用国际大循环，创造了世界工厂的奇迹，造就了中国天量财富。

再后来又有一批互联网、高科技人才成为佼佼者。

然而，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，中国也不例外。

增量经济转变为存量经济，数量型经济必然向质量型经济过渡。当换档期遇到美西方通过贸易战、金融战、科技战打压时，我们无法避免遭遇当前的困难。“口罩”只是加重了程度，而非主要原因。因此，“口罩”结束并未发生人们企盼的复苏景象。

房地产下行对经济形成了巨大的拖累。资本市场永远的三千点，让投资人失去了信心。国内消费不振，出口预期不好，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。CPI长期在零轴附近徘徊，PPI已长达三年负增长，通缩已然成为现实。更让人担忧的是就业形势，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成为常态。

面对如此局面，企业家应做怎样的选择呢？

企业家们应当有几个基本认知：

首先是，大部分民企是靠传统产业起家的，传统产业的民企老板，如果按过去的做法或者经验，现在重新创一次业不一定成功。虽然说他们很优秀，但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站在了时代的风口。马云、王健林再搞一个阿里巴巴，再搞一个万达也很难成功。基于此，民企老板继续创业时应格外慎重。现有企业如果还盈利，可以继续维持。如果不是朝阳产业尽量找机会转让出去，能被收购是最好的选择，尤其是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。

其次，传统民企可以也应该升级但不宜盲目转型。新技术，特别是AI智能化，能够提升生产效率，这是传统产业保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所在。

再次就是二代接班问题。创富一代主要是60后与70后，现在已经或正在到了向下一代交班时间节点。然而二代们的接班意愿并不强。一方面有意愿接班的占比不是很高，另外即使有意愿，真正有领军才能，带领企业继续向前发展的并不多见。不是二代不优秀，是时代变了，商业模式变了。如果二代接班可能性不大，创业一代必须尽早安排企业未来的走向。

另外，民企老板应重点做好资产配置与新质生产力行业的股权投资（甄别好企业，参股这类企业，享受时代的红利）。资产配置不仅要包括存款、保险、基金、重点城市核心区域房地产、黄金等，还要有数字资产（比特币，RWA链上资产等），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不同国别的资产配置。

讨论民企的选择，离不开了解宏观经济，判断经济走向。

我们这两年经济增长率都定为5%。实现5%的GDP增长目标，可以说不会有悬念。但我们的GDP是生产法统计口径，与销售及效益无关。不追求效益的投资拉动，再加上地方政府想办法“统计”，经济增长率几乎没有完成不了的年份。然而大部分民众与企业感受不到经济在增长。也许CPI、PPI、社零数据更能体现经济状况。

过去民企能够发展的原因是经济有大的增量，国企占不满这个增量空间。现如今在总量不变（甚至有所下降）的情况下，处于弱势的民企，经营收缩是必然的。没有了增量，意味着经济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民营经济原有的补位作用基本失去。

我们知道，我们国家是二元经济结构。国企与民企完全是两类“经济物种”。国企可以说是ZF职能的延伸，是计划经济的产物。国企承担着实现国家意志的使命，盈利不是唯一目标。而民企只追求利益，是市场经济的主体。国企民企实质上无法同台竞技。ZF作为裁判员，涉及国企参与的事项时，ZF同时也是运动员，民企如何去与国企竞争？事实上，在工程投标、资源取得、向银行融资等诸多方面，国企具有天然的优势。只要是国企的事，政府官员怎么支持都不为过，关键是没责任。如果是民企，ZF态度完全变样。

面对目前的状况，民企最好的选项要么是躺平，要么是出海。当然也有科技赋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民企仍在高歌猛进。但这毕竟是少数。

大家都知道民企的所谓56789，尤其是超过80%的对就业的贡献。两倍于民企体量的国企只贡献了28%的税收和不到10%的就业，但各地仍热衷于国进民退。低效的国企与现实需求形成强烈反差。用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，与用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，其效率完全不同。前者为国企，而后者就是民企。

民企在生存环境未得到改善之前，出海创业是最优解。特别是到中东与非洲创业。

如何改善民企的生存环境呢？这是个比较复杂，且颇具挑战性的改革难题。涉及体制、意识形态、传统习惯，当然也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。

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工作，不仅出台了一系列救房地产，救股市的政策，也出台了反内卷的措施，还制定了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。但客观地讲，收效并不明显。其原因，应该是所有的政策都是治标不治本。我以为最最重要的是，在不改变政体的前提下，像越南一样加大改革力度，适当借鉴哈耶克思想，限制公权力，调整国企与民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，至少满足CPTPP的加入条件。具体措施可以是：

1、逐步将充分竞争领域的国企民营化，只保留涉及国家安全的军工、航天、能源等央企，给民企发展创造空间。

2、将反腐与建立容错机制并重，同步改革监察制度，让监察法纳入刑诉法规制。

3、改革土地制度，让包括农村宅基地的土地使用自由流通（帮助农民增收），释放土地流转带来的巨大红利，创造市场增量。

4、推动投资拉动模式向消费拉动模式转变（短期内中央政府举债，发放消费券拉动消费）。

5、将以管理为主的ZF职能真正转变为以服务为主。除了治安税收、环保等特殊领域外，尽量少介入经济事务。严禁突击检查企业，尤其是服务行业。

6、创造宽松的舆论氛围，无论官媒还是自媒体，要允许不同的声音，允许批评ZF。

7、让法治落到实处，真正建立私有财产保护制度，要让民企有安全感。

8、针对美元稳定币对金融体系的重构，让人民币真正国际化（虽然难且有风险，但到了闯关的时候了）。

9、研究经济理论，不要再固守与新时代不相适应的传统理论。工业文明与数字文明时代应该有不同的治理模式与指导思想。

10、改革户籍、财税、社保、教育、住房等制度，同步进行机构改革，提升民众的消费能力，减轻民企的税负。  

上述改革任重而道远，我们已经看到了上层的决心，希望在路上。到那时民企的投资创业热情会再度点燃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2025年8月1日